“我用烟斗抽过各式各样最糟糕的烟屁股。”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，随后，他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，一支叼在嘴上，一支装在口袋里。
他们偶尔也能挣到一点儿钱。有时是一艘邮轮开进港口，尼科尔斯船长跟雇佣计时员拉上关系，能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干干。如果有英国的船进港，他俩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。当然，这样做也得冒一定的风险，要是遇到船上当官的，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。为了叫他们动作快一点儿，屁股后面还会狠狠被踢上一靴子。
“只要肚子填饱了，叫人踢一脚也算不得什么，”尼科尔斯船长说，“我对此从来不生气。当官的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。”
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活生生的画面，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，尼科尔斯船长脑袋朝下从狭窄的跳板上就滚了下来；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，他对英国商船上的这一纪律严明的作风非常自豪。
在鱼虾市场里他们也能不时地找下点儿零活。有一次，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运走，他俩帮助装车，一人挣了一法郎。还有一次两人也挺走运，一只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刷漆，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了这份包工合同，他们俩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体外面的一块木板上，往剥落的船体上涂油漆。这件差事一定很符合思特里克兰德尖酸的幽默感[1]。我问尼科尔斯船长，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思特里克兰德的情绪怎么样。